原标题：内地票房惨淡的金像奖赢家《白日之下》，高扬新闻正义，也尊重现实的复杂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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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2日（上周五），由尔冬升监制，简君晋执导，余香凝、姜大卫、林保怡主演的批判现实主义港片《白日之下》在内地公映。
两天后，影片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（余香凝）、最佳男配角（姜大卫）、最佳女配角（梁雍婷）。与此同时，林保怡凭借对反面人物“恶入骨髓”的精彩演绎提名最佳男主角，却遗憾不敌《金手指》中的梁朝伟，又引起舆论对金像奖“顽固守旧”的批评，一时间收获了不低的话题度。
虽然遗憾错失对四项表演奖的全包揽，但《白日之下》已凭借剖析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力道，以及娴熟的新闻类型电影拍法，收获了各界的尊重和赞赏，被认为是香港“新社会派”和“新新现实主义”电影的优秀代表。
影片改编自线年，媒体曝光“康桥护老院”的老年院友被脱光衣服，在天台露天冲凉，引发全港对该院的深层“扒皮”，发现其中可能存在更多的虐待、性侵、非正常死亡等事件。
再后来，公众得知社会福利署曾多次接到投诉，也多次巡查过该护老院，但从未对其进行检控，由此引发了各界对香港安养体制的激烈批评。
虽然“康桥护老院”部分楼层被“摘牌”，但多次被控性侵青年女院友的院长张健华，却接连被判定无罪和撤诉。直到2019年，张健华才因三十年前性侵视障的老案子被判入狱五年半。正义的到来，何其之迟！
其实《白日之下》的改编虽然以“康桥护老院”事件为骨架，但还融入了另一所残疾院舍“国宝之家”的情况。总体而言，片中的主要人物和桥段，大多能做到和现实世界的准确对应，还原度很高。
而《白日之下》最最重要的角色改编，可能就是将现实中记者遇见的智障老人，调整为装疯卖傻、实则心如明镜的院友“老顽童”通伯（姜大卫 饰）。
年轻时以鬼马、狷狂的浪子形象闻名的姜大卫，这次扮演一位身在其中受到苛待、但只能装傻的犬儒老人。他有洞明世事的智慧，但又有失败的人生；在院舍里的生活虽苦，但他心里明白，有屋住总好过露宿街头。虽然平日躲麻烦、求清静，但当控诉受挫时，他却献出手机中的录像匡扶正义，终显侠客风范。
“通伯”这个角色，不仅是被遗弃的老年人冷眼看社会的代表，提升了院舍内部视角的丰富性，同时也彰显了一种朴素的正义感，也给《白日之下》增添了一份清冷超脱的悲彩。
表面已经疲惫麻木，实际热血难凉的记者凌晓琪（余香凝 饰），对应现实中的《香港01》记者龙晓琪。在潜入院舍调查的过程中，凌晓琪在面对老人和残疾人们的遭遇时，无法控制强烈的共情，再也不能冷静客观地仅将这次报道看作一次平凡的任务，进而为他们请命，展现出自己作为“新闻斗士”的风骨。
这种“疲惫”和“热血”交替转换的心理状态很有代表性，很好地还原了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现实问题时复杂的精神斗争。
一方面，记者大多怀抱同情心和正义感入行，不论发生什么，初心很难泯灭；另一方面，又因为见过的世间苦难不知几何，曝光后也未必会有令人满意的改变，也难免麻木消沉。
追根溯源，也只是因为记者承担着“社会之眼”的使命，看见了被社会抛弃、藏在阴影里的人和事，并将它们拖到了“白日之下”为人所见，并因此承受了很重的道德负担：看见了，但改变不了，无力感会变成煎熬。
这样的故事绝非香港独有。“新闻改变世界”的理想结局在世界各地的类似题材电影里都很常见，但《白日之下》以“问题没有被解决”的不完美结局，提供了另一种尊重世界复杂性的观察：社会里有太多无解的问题，“两难”甚至“不可能三角”非常常见，问题被报道出来不代表就能被解决，推进缓慢甚至僵局才是常态。
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，《白日之下》的刀锋指向了政府工作不力、监管不严，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家庭系统性地视老人和残障人士为“负担”，指向了法律流程过于严苛，不利于惩治加害者……它批判的相关方很多。
但同时，电影也可贵地意识到社会系统本身的复杂性，没有变成指向某几方“邪恶势力”的“大字报”。
举个例子，片中受害者因精神问题无法上庭作证，导致加害者逃出法网。但片中律师告诉女主角，法律的精神是“宁纵毋枉”。香港历来以严明的法治为傲，而在这里XK星空体育，正是法治的“程序正义”对受害者追求的“实质正义”造成了阻碍。怎么解决？难道要放弃法治吗？电影没有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，而只是指出了这种两难。
另外，残疾人和老人住条件差的私立院舍，而社署也不给不合标准的私立院舍停牌，是因为公立机构资源有限，需要排队长达十五年。况且香港百年来都以排斥福利政策的自由经济为傲，也是这种经济体制缔造了香港的繁荣。
当自由和平等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，就导致了香港巨大的贫富差距、底层艰难的生存状态，进而就是政府资源不足，难以对进行有力的制度性救济。这又是一种“香港处境”的两难：自由经济既是港人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又是一个诅咒。
就女主而言，她个人的正义行为，也引发了功利主义的两难。经过调查、曝光、取证、参与起诉，劳心劳力，结果院舍停牌关门，大批院友在雨中骂她是令大家无家可归的罪人，也只有通伯说“做对的事不需要道歉”，给了她一些安慰。这个结局固然是女主角遵循正义之心做事的结果，但对于来说，真的好吗？
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和能人志士，都给不出解决这些两难的完美方案，一部电影自然也给不出。但《白日之下》至少抛出了许多问题，带着观众一起进入了主角的精神迷宫，以及现实世界的复杂之中。
与之相对的，影片中最能调动观众厌恶的角色，是以院长章剑华为代表，被认为“坏到令人牙痒”的加害者；最能激起观众同情的，则是以被性侵弱智少女黄小铃（梁雍婷 饰）为代表的残障人士。这些角色虽然在演员演绎方面受到赞扬，但实际厚度一般，有刻板之处，比较工具化。
就比如院长章剑华，自己也是受到歧视的残障人士不假，但以“是家人和社会先抛弃残疾人”的义正言辞，为自己迫害其他残疾人的恶意提供解释，就不怎么具有说服力，恐怕只是“坏人指责社会更坏”的典型上价值、说教桥段，算是剧作上的一个俗套。
近年来，诸如《一念无明》《沦落人》《窄路微尘》这类由新锐电影人执导，聚焦社会中下层生存困境和喜怒哀乐的“新新现实主义”电影，在香港蔚然成风。
这类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虽然有新导演“贫穷”到只能拍现实题材的因素，但无疑也展现出新一代香港年轻电影人对市井民生的关怀，艺术手法上也各有机杼，给老态龙钟的港片吹入了一阵新鲜空气。
在这批影片中，《白日之下》的悲悯情感和严肃意义都有口皆碑，且有奖项背书，但就内地上映前五天票房不及800万的市场表现来看，缺少大牌明星、议题过于沉郁压抑的《白日之下》，和路人观众仍然不是很投缘，这其实也并不在意料之外。
影片去年在香港上映时，收获超2100万港币票房，列港产片年度第五，对于预算仅500万港币的小制作而言，香港本埠观众的鼎力支持，其实已经足以盈利——但对于更多没能“出圈”的香港本土电影而言，处境上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。
《白日之下》的问世过程也并不顺利，历经辗转才得到古天乐旗下“天下一影业”的投资。这让人想起本片监制尔冬升1986年执导的首部长片《癫佬正传》，也遭遇过类似处境。
很巧，《癫佬正传》关注对象一样是智力残障人士，一样有“专栏作家调查”的主线，情感基调一样悲悯压抑，也一样有“努力多年事情依旧没改变”的无力感。
这种呼应，让人意识到香港电影关注底层的优良品质一直存在，其实这种创作方向在香港电影史上有它的“文脉”。第一波浪潮是从民国时期到六十年代受影响甚大的左翼电影，第二个高峰是七十年代“香港新浪潮”开始，在商业电影夹缝中生存的一批现实主义杰作，第三波，才是新世纪涌现出的这批新锐作品。
并且这批现实主义电影，在穿越港产电影在商业娱乐片上“癫狂过火”的热潮后，依旧存活了下来，现在仍在茁壮成长。“港片已死”，说的只是香港电影的“东方好莱坞”时代衰落，这对于《白日之下》这样植根于香港本土生活的电影艺术创作，或许只是“废墟中重生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