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，是经过严密的程序产生的，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审核。中国新闻奖的审核程序始于2014年，到今年整整十年。一件事坚持不懈做十年，不那么容易；反过来说，十年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，一定非同一般。
我有幸连续参加了八年的审核工作。今天，如果有人问，这项工作有什么必要？我的回答是守护“两个尊严”：最高奖项的尊严，新闻职业的尊严。
首先，中国新闻奖是国家级奖项。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代表中国新闻界最高水准，象征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，必须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、规范祖国语言文字的表率。如果这种“顶格”“天花板”作品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将愧对“中国”二字。导向正确，表达准确，是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要求，对语言文字的要求在所有新闻奖项中是最高的，无论媒体格局、舆论生态发生怎样的变化，这不会变。
其次，新闻是我们择一业、终一身的职业和事业。中国新闻奖开始设置审核程序的2014年，正是中央全面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“元年”。十年后回首，这一巧合是偶然中的必然——它们都跟互联网有关。十年来，我们见证了人人都有“麦克风”“摄像头”时期的到来，见证了传播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，几乎无门槛、零准入。与传统媒体相比，网络传播的特性之一是开放性，以及由之引出的随意性星空体育，似乎谁都能干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由此产生种种不规范甚至失序和混乱。面对这种巨大变化，新闻工作者不仅要适应，更要与时俱进；不仅要保持存在感，更要把握主动权、主导权，而保持和把握的前提在于凸显自己的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，不出错，多出彩，拿出更多高质量、有核心竞争力的作品来。
通过这两个角度观察，广大新闻工作者都会充分肯定中国新闻奖的审核工作，这是一项必要的制度设计、一种有效的制度创新。不只是中国新闻奖评选工作，在新闻生产整个过程，都要发挥其在守正方面的引领作用。
这些年来，有的新闻界同事也对中国新闻奖的审核工作提出过一些不解和疑问。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暗箱操作，一直在“玻璃房”工作，但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回答几个共性问题。
有同事问，你们的审核是不是在“批改中学生语文作业”？实际上，这把中国新闻奖的审核工作窄化了。举个例子，去年审核中，有篇作品报道某地发展成果，提到“把湿地变成了一块块绿油油的庄稼地”，显然与国家有关湿地保护的法规不符，有违新发展理念。我们对参评作品的审核是全方位的，始终把政治标准、舆论导向放在第一位，对于类似错误当然不会放过，不会开一点口子。与此同时，准确、规范用字用词乃至标点符号，无疑是我们审核的重点。无论新闻介质、载体怎么变化，即便是以音视频、直播、图示等作为报道主要形式，同样离不开文字或语言作为基本元素的支撑。以最严谨、最纯洁、最规范的祖国文字语言进行信息传播，在这一点上，任何从事传播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存有任何放松的念想。
有同事问，你们的审核标准如何设立，是不是一成不变？我们掌握的标准十分明确、一以贯之，在政治上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、规制，以及各种正式口径。审核文字，参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当年最新版本，关于标点符号使用的国家标准人手一份。毫无疑问，审核标准是动态的、有调整的。因为新闻实践并非一成不变，媒体深度融合正在不断创造新形式、新形态，重塑新闻职业的新规范、新守则。我们应该以开放心态拥抱创新。比如，对于现场直播中出现的些许杂音噪音和简单的、发现后及时纠正的非政治性口误，前几年都作为失误对待，这两年作了调整，审核委员甚至讨论过“有些杂音噪音本身就是真实性的一部分”。
有同事问，你们在审核工作中有没有出错的时候？我回答“有”，受知识结构限制，受时间紧、审核量大等因素影响，出错不可避免，但很少。因为每个审核委员都秉持一种工作态度——“认真、公正、专业”，都贯彻一个“实锤”准则——“可算错可不算错的不算”。此外，有两个机制保证：一是集体研究。对于作品中的每一个错误，首先在小组内部，三个人的意见必须一致；然后交由审核委员会主任会议一一认定；如果组内意见不一致，则增加一个环节，提交全体委员集体讨论乃至表决，然后交由主任会议认定。二是允许解释。对于审核中发现有错误、有可能被取消参评资格的作品，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会统一发回作品报送单位，允许充分解释、申诉，最终再次召开主任会议认定。审核委员会的工作也要经得起被审核作品报送单位和作者的审核，如果我们错了，发现就改，这方面的例子年年都有。由此可见，中国新闻奖的审核工作总体上是有公信力的、是值得大家信赖的。中国记协要求，每年都把审核情况及审核例句整理成文，在《新闻战线》《中国记者》杂志等公开刊出，这同样是增加工作透明度、广泛接受监督的一种方式。
在介绍上述情况后，还想列举一组数据，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新闻报道的差错问题。2022年度，参评作品1244篇，最终认定有各种大小差错的作品501篇，共990处；2023年度，参评作品1254篇，最终认定有各种大小差错的作品380篇，共728处。大家可以算一算差错率是多少；大家一定注意到，这些差错都出现在经过层层推选、优中选优、申报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的作品中；大家也许还会联想到，那些没有参评的、不计其数的其他作品，又该是什么状况呢？由这组数据，我们更清楚看到在中国新闻奖评选过程中坚持审核的意义，看到发挥中国新闻奖在守正方面引领作用的迫切。这些年，各个新闻单位越来越重视新闻作品的全面把关，把它作为自身高质量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有的也在新闻作品评选中加上审核程序。去年审核出的差错，比前年显著减少，体现了这种努力的成果。
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是好教材。在整个参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学习和思考：自己为什么要评这一篇，为什么要评它得高奖？相信每个新闻工作者都会想，这些作品好在哪。进一步加深对获奖作品的认识，应作为我们在评奖后必做的一门功课。原原本本精读一些作品，从中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，推动新闻创新，这能更好发挥评奖活动的长尾效应，也体现了中国记协精心组织、整个新闻界积极参与这一活动的初心。
2023年中国新闻奖评选时，我分在第一组，体裁主要是消息评论，对重庆日报获一等奖评论《致敬重庆，致敬人民》比较熟悉。前不久，利用到重庆参加培训班的机会，到报社与作者作过交流，着重谈到一个问题，即互联网条件下重大评论的轻型化表达。这篇署名“俞思平”文章，发出后在重庆风行一时，甚至有点“洛阳纸贵”的味道，读者称“读得让人激情澎湃，也让人满眼泪花”。分析作品，有两个创新之处印象深刻：
一是“小段＋碎句”。这篇大型评论读起来为什么不觉得长呢，发在平面媒体上为什么不显得沉闷呢？为什么能让人一口气读完呢？一个原因就在优化表达，把长文的段落和句子切得很碎。全文4700多字，光段落就有100多个，有的一个自然段落寥寥十来字。不是说当今非得这么行文，但在新的媒体格局下，适应快节奏、碎片化、轻阅读，这种探索是可行的。
二是“故事＋评论”。这显示互联网条件下评论写作的一种流变。为提高表现力、可读性，评论中能不能讲故事，怎么讲故事？故事能否分别充当评论中的论点、论据、论证？都可以去试。重庆日报这篇评论含有多个小故事，还有多个小细节，以此撑起对重庆城市精神的诠释。尽管有人提出“这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评论”，但还是要肯定对于提高评论吸引力、感染力的不懈追求。同样，人民日报一些记者编辑也在研讨近似的问题，如写一篇述评，怎样在评论中说事、在说事中评论，怎么处理述和评的关系？这些改进、创新值得重视与鼓励。
获奖作品是一面镜子。别人能得奖，我为什么不能；别人能得高奖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这些问题问得好。善于虚心对照、横向比较，从中发现自己不足，就是出好作品的开始。我们仅从思路的开阔度、题材的多样性作些比较，就能发现有不少参评作品在这两方面打开得不够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常工作的一些短板。
比如，一等奖中的两篇消息《铁路投融资体制破冰 全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通车运营》《小岗牵手北大荒》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新闻，里面都嵌入重大的政策指向、产业导向，内容是复合的，既是经济，又关联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。两篇报道纪检监察工作的消息，都得了二等奖，一篇是《“一校一策”抓出实效》，讲述对31所中管高校存在的问题精准画像，将巡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；另一篇为《海南公开为一名正厅长级干部澄清正名》。这类内容以往很少见到。对比这几篇消息，有些参评作品从题材看就显得比较单一、单薄，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有些报社、广播电视台，消息这一体裁正在弱化，高质量作品式微。2023年参评的41篇消息，报道重大工程、科研项目或开工或落成或阶段性成果的，至少有12篇。报道同一所高校同一个科研团队的成果新闻，接连成为一些中央媒体、所在省媒体、所在系统媒体不约而同报送的对象。
比如，这次评选的评论作品进步明显，一等奖5篇，除上面提到的重庆日报那篇，另外如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“玉渊谭天”两篇直面对美舆论斗争和疫情防控难点发表的评论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堪称精品，在境内外产生不小影响。但是，也要看到评论题材过窄的问题。粗略统计，在报送的35篇评论中，至少有10篇是谈干部作风的，不能“作秀”、不能“躺平”、不能“一刀切”、不能“伪创新”、不能“击鼓传花”；还有少些网络“群里吼”“不说大话空话”。这些评论都是实际工作的真实反映，谈的道理都对，文章写得不错，但这么扎堆，是不是也提示我们的眼界还要再宽一点呢？
比如，比照得奖的以正能量澎湃大流量的短视频和直播，更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所在。这两个品种，如今是各媒体投入最大的、产量增幅最大的，也是占受众时间最长、影响面最为广泛的，但真正拿得出手的，还真不多。这反映了短视频和直播整体质量不高的现状，也与思路放不开、题材比较窄有关，有些人一提短视频、直播，就好像与主旋律、主题主线隔着一层甚至关联度不大似的。另外，主流媒体办的一些新媒体所推的低俗短视频和直播时有出现，由一些新媒体作品设置的、带双＃号的话题带偏舆论的情况也不少见。这都亟待我们去解决。
